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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前夕的“中村谍案”
发布时间:2019-07-08 

军事禁区的“农业专家”

从大兴安岭南麓的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顺着洮儿河的方向向西北行进30余公里,有一座安静的边陲小镇——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镇。在上世纪30年代,察尔森隶属于兴安屯垦区,是东北边防军屯垦军第三团驻地。然而,这样一个人烟稀少、位置偏僻的地方,竟然早就进入了日本人刺探情报的视野范围。

1931年6月25日清晨,屯垦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正率领士兵在操场上进行操练。突然,平时少有人来往的团部西侧大路上,出现了四个骑马的陌生人,四人由北向南疾驰,马上还驮着不少行李。仔细一看,为首的人头戴皮帽,帽子上套着一副风镜,身穿棉裤、棉袄,外面还罩一件俄式皮夹克。6月底的察尔森,天气已经转暖,到了穿夹衣的季节,可眼前这几个人怎么还都是一身厚厚的棉服?陆鸿勋不由生疑,令士兵将四人追回,带到操场问话。这一问疑惑更大了说汉语,对方言语不通;改用蒙语,仍然无人应答。陆鸿勋怀疑这些人可能是日本人,于是迅速报告了屯垦三团少校团副董平舆。董平舆能说得一口相当流利的日语,他亲自用日语询问四个陌生人。果然,为首的那人开口了。他自称是东京农业学会派出的农业专家,此次系由洮南出发,前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前方道路不安全,据说常有土匪抢劫,所以就此折回,返回洮南。其余三人分别是一名日本人助手,一名喂马的俄国人和一名带路的蒙古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为首的那人还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中村震太郎真的是调查土质的农业专家吗?董平舆疑虑重重,他们会不会是乔装打扮的间谍?

寻找证据

董平舆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从中村一行的行李和棉服中,士兵不仅搜出了望远镜、罗盘针、寒暑温度计、测土仪器等专业设备,还搜到了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军用地图若干份、详细的调查笔记以及一支三八式马枪和一支南部式手枪等。更令人惊讶的是,中文、日文两种军用地图都用铅笔勾改过,显然,中村他们一路走来,一边实地侦察,一边根据实况校改地图。他的调查笔记更是详尽细致,除了沿途所经之地的人口、物产、森林矿藏、土壤、水源、气候、雨量等情况外,甚至连兴安屯垦区的兵力、枪炮种类、官兵数量、将校姓名、营房坚固程度以及车辆、马匹、粮食、辎重等信息都有记载。简单查阅这些证据,董平舆内心已经断定中村等人就是间谍,但此时并无审讯记录,证据也需要时间整理。他一边悄悄派人向团长关玉衡汇报,一边礼貌地向中村一行提出:“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们团部里暂住一夜,等候明天我们的出勤士兵回来,将派兵护送你们回到洮南。”这是董平舆的缓兵之计。中村等人也看出了他的用意,并不乐意,但最终还是被扣留了下来。

得知消息的关玉衡连夜赶回了团部。6月26日凌晨,他们把搜集来的证据翻译成中文后发现,中村随身携带的笔记中,头一篇就露出了其真实身份:昭和6年1月,日本帝国参谋本部派遣他做情报科情报员,他是货真价实的日本陆军大尉。此外,笔记里不仅写着中村在日本东京出发的情况,还详细记录了他一路所经过的地点,比如洮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渡河……身份既已确认,关玉衡开始对中村等人进行正式审讯。没想到,面对铁证如山,中村依然不认账,态度傲慢自大,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以不会说中国话为由企图推卸间谍罪责,同时恐吓中国军人。关玉衡当然不会被其所谓的“大佐”身份吓到,这个性情豪爽刚直的东北汉子,17岁投笔从戎,是张学良在东北讲武堂的同窗好友,曾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摸爬滚打过。

见一时撬不开中村的嘴,关玉衡便审问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果然,井杉随即承认,自己是曹长,现已退役,在一家采木公司工作,此次是做中村的助手,中村是陆军大尉,所带的地图全由中村自己掌握;俄国人叫米罗阔夫,会日语,负责看俄文地图兼做翻译。从中村所带的种种文件和井杉延太郎的口供来看,事实再清晰不过,中村就是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的军事间谍。既然如此,中国军队在中国的领土和防区内,逮捕、审讯外国间谍,按照中国的法令与国际惯例处决国外间谍,本应是完全正当的行为。此时的关玉衡,却觉得眼前的四个人太棘手了。他很清楚,弱国无外交,日本人在东北享有治外法权,只要走漏一丝风声,日本人有的是办法将中村一行要回,后果不容乐观。

秘密处决

6月26日下午,屯垦三团连级以上干部在团部集合。关玉衡说明情况之后,大家一时议论纷纷。有人表达了与关玉衡同样的担忧,说弱国无外交,事情一经暴露,这几个人肯定会被日本政府要回去,而且还会再派间谍来破坏。有人甚至提出释放了他们,以避免事态恶化。董平舆说,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也不能把他们解送沈阳,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就地秘密处死。关玉衡最初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他的想法是“明正其罪行,公开处置”。于是,关玉衡提出对中村等人进行二次审讯,进一步取得他们的口供,再作最后决定。

26日晚,夜幕已深。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团部内,对中村的第二次审讯开始了。中村大概意识到罪责难逃,先是大放厥词:“如果不放我,我要上告中国政府,关东军饶不了你们!”说着,他竟然与现场士兵打斗起来,甚至还试图抢夺士兵的武器。就在双方激烈厮打时,中村手腕上的手表被扯了下来,掉在地上。当时紧张的氛围下,审讯的官兵没有一人注意到这个细节,更没有人想到,这块手表后来竟成了致命的隐患。中村的嚣张让关玉衡更加感到事态严重。他和三团干部最终统一了意见,下决心立即将中村一行秘密处决。这时,已是27日凌晨零点30分,关玉衡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将间谍押赴后山僻静处行刑,连同行李、马匹,一律焚毁灭迹。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关玉衡就带着缴获的间谍证件和证物,赴兴安屯垦公署向上级报告中村之事,同时拟就快邮连同间谍罪证转呈在北平养病的张学良。而在三团内部,关玉衡再三严令,任何人不准泄露处决中村等间谍犯的机密,违者以军法论处。遗憾的是,再三严令之事最终还是泄密了。

手表泄密

中村一行被秘密处决后的半个月,一切都风平浪静,直到7月中旬。此时,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片仓衷大尉察觉到中村震太郎的行动可能出现了异常。

原来,中村震太郎在进入兴安一带刺探情报之前,就是片仓衷接待的他。出发前,双方约定了一个日期,到时片仓衷到王爷庙(在今乌兰浩特市)接应中村等人。约定的日期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一直到7月18日,片仓衷也没有在王爷庙找到中村的踪迹。他感到情况不妙,就向关东军特务机关做了汇报。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一行,正在东北参加所谓的“北满参谋旅行”——说白了,就是军事情报侦察和搜集。他们到达黑龙江省昂溪时,正好遇到中村的助手井杉延太郎的妻子,她告诉板垣和石原,井杉失去联系已将近一个月了,请求关东军协助寻找。多条线索汇集在一起,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个情报机关迅速开始了寻找中村下落的行动。

不久,日本设在齐齐哈尔的一个情报联络点——朝日旅馆兼妓院的女特务植松菊子,从一名嫖客口中探听到风声,说是前不久两个日本人、一个俄国人和一个蒙古人被屯垦军杀害了。这个嫖客还透露了一条关键线索,中村的手表就在屯垦三团三连司务长李德保手中。原来,中村被处决的当晚,手表掉在地上后,李德保恰好前去送夜餐,竟然随手捡起手表装入自己的口袋。后来为了偿还赌债,他又把手表抵押在王爷庙附近的一家当铺。贪财的李德保全然不知,这块手表并非一块普通手表,而是日本厂家专门为日本军官生产的高级手表,表的全部机件固定在三条金属构件上,被称为“三道梁”手表。“三道梁”手表通常不会在日本市场上流通,更不会出现在中国市场。植松菊子的情报传到关东军特务机关,特殊的“三道梁”手表自然成了关东军搜寻的重要目标。

李德保是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好色之徒,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遂派出了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引诱他。川岛芳子将李德保引诱到旅馆内,李德保哪里是川岛芳子的对手!几杯酒下肚后,便把屯垦三团处决中村等人的事情竹筒倒豆子般说了个干净。酒足饭饱之际,川岛芳子骗李德保说,自己从南满带了不少“白货”(海洛因),因急于回国想低价出售。一心想要发大财的李德保,马上说要全部买下,只是随身带的钱不够。川岛芳子故意说,钱不够,有什么抵押物也可以。果不其然,李德保当即拿出了一张当铺的契票……就这样,关东军特务机关凭借川岛芳子骗到手的契票,从当铺赎回了中村的“三道梁”手表。而自以为天降横财的李德保,当晚就被川岛芳子一杯毒酒送了命。见到手表的土肥原贤二大喜过望,当时日本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中国东北,只是苦于无借口,责成他“便宜行事”。随即,这一证据确凿的军事间谍案,被蓄谋侵华已久的日本歪曲为“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之一。

中村等人被中国军队逮捕处决后不到三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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